如果一手的體驗是不可能的話,到底什麼是真正可以被認識的?



去年暑假,北美館的「台灣製造 製造台灣」在9月底剛下檔,關美館的「啟視錄」便在眾人殷切的期待下,以1983年--其實也是北美館成立的前一年--作為起始點,回溯台灣第一代的錄像藝術家作品; 這兩展一前一後把有關藝術的歷史敘述問題,拉到當代視野的最前線。「啟視錄」把一些我們來不及一手體驗,或者僅能從一些文章報導或紀錄影片中得知的作品,「重現」觀眾眼前。這個野心勃勃的展覽,應該是去年最令人難忘,也是留給我們諸多思考藝術敘述面向的重要展覽。展覽的製作必定面臨影片必須轉檔、舊形制的器材如何以新型式的器材轉換的問題。什麼才是重製作品時必須被優先掌握的?影像內容?抑或是影像裝置的材質性?高重黎的作品在這個展覽中對於重置所著重的面向,顯然不在影片內容,也不再器材的模擬,而是展場中的透過裝置所獲致對影像於展場中影像的關係性的思辨,這使得他的作品與照片中的舊作在外觀上面,並不相同;藝術家在這裡所重製的是舊作所關涉的影像關係命題,但未必是材質。高重黎這裏對於媒介的思考,值得我們擴大去回應,如果展覽也是個媒介,那麼它可能是中立的嗎?儘管未必標榜「歷史」,「啟視錄」展覽卻無法迴避,究竟在處理現在與過往的關係這件事情上,展覽詮釋出了怎樣的敘述與知識?我們看到在一個以媒材決定的展覽裡面,展覽選擇以聖徒傳的方式回溯過往。然而,如果一手的體驗是不可能的話,到底什麼是真正可以被認識的?歷史敘述中,除了藝術家,還有誰可能是歷史的檔案?藝術家?藝術品?或者以上皆是?事實上,展覽本身也挑逗我們去追問,當複合媒材作品不斷藉著引入展覽空間中的其他參數與變因,以打開作品的開放性的同時,為什麼有關藝術的檔案仍舊執迷於聖徒傳中心性的書寫?當我們把錄像從其他媒材抽離出來的時候,它跟其他媒材的藝術以及當代藝術的論述之間的動態關係又是如何?如何彼此調適?或許,「啟視錄」之後,應該繼續追問的是,展覽中屬於不同世代的個別錄像藝術家,各自在怎樣的藝術歷史的條件與美學思想框架下來使用並宣稱這樣的媒材?他們假定的美學對立面到底是什麼?如果這些脈絡是迥異的,那麼我們的錄像藝術就不會只有一部,而是很多部。如果這個歷史敘述一定是「我們」的話,誰是我們?錄像究竟是一個煤材?一種圖像?或者是一種關乎媒材的想像?終究,我們是不是需要將它放置在全球的視野中去談我們的錄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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