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一方面以紀實的手法,另一方面又對於攝影師的參與與介入拍攝事件的現象,毫不迴避。使得拍攝者、被拍攝者、事件在影片進行的中間,形成一個相互拉扯的張力。紀錄片提供的相對開放性使得事件的過程性被突顯出來,觀眾在觀看的過程成為另一個加入的詮釋觀點,被提供事件過程的觀眾常常也因此更容易被捲進事件中。可以說,紀錄片以紀實之名,卻常常是更有效的傳達導演觀點的一個手段。黃明川拍攝徐瑞憲的紀錄片,一方面揭示科技藝術藝術家生命史的面向,但另一方面也透露黃明川個人特有的人文精神:影片中對藝術家作資源回收的母親及其家庭記憶的回溯,舖陳了藝術家創作行為背後沉重的精神包袱。有趣的是,人文精神幾乎是當代藝術論述所不感興趣的話題。這讓我聯想到我個人一直欣賞的一個策展,王嘉驥在當代館的”仙那度”展。不僅作品本身精采得足以折射出豐富的面向,讓我覺得回味再三,另一方面在這個以空間为軸現的展覽中,策展人以黃明川所拍攝台灣的紀念碑等空間紀錄片作為結束,讓一個以當代藝術为名的展覽,繞出一個比較切身的﹑關於土地的﹑歷史的﹑集體記憶的﹑人文的面向來。王嘉驥為這次徐瑞憲的紀錄片寫了一篇藝(影)評,在黃明川與王嘉驥身上我看到了當代藝術難能可貴的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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